历史上，依据权威的来源不同，有军政、民政、君政（帝制）、神权政治、党政和宪政，党国宪政是民国时期国描述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一个术语，这种观点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宪法文本上的支持。
《宪法》第127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国家权力均有独立性的需要。
我国则通过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以及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来防范行政权的过度扩张。因此，必须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赋予监察委员会足够的独立性地位和充足的监察手段和力量，才能保证监察权的正常运行和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才能完成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和使命。⑧何显明：《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意蕴》，载《观察与思考》2019年第1期。虽然，这里所指的有关机关，可以是指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但是，重点所指一定是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基本形式，散见于《宪法》《地方组织法》《监察法》《监督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等。
而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实际上是专门行使监察监督权的机关，监察权的性质就是监督权。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地位，必须从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来认识。虽然阴到极点就变衰，阴极而阳生（一阳生），但老阴变少阴、少阳到老阳有一个过程。
[29] 汉唐盛世无疑被后人美化了，汉唐其实有很多不和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出现在盛唐。马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其他小党即使走极端，但不居主流，难成气候，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也不能主要靠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礼治），更不能靠某个单位、某个领导来控制（家长制），而是需要人民选出的立法者确立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法治），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并保障自由不被滥用。
物极必反不是立刻实现的，阴极而阳生，此时阴开始衰落，但衰落的阴仍然占主导地位。也有时候，人们过于热衷于论战，沉迷于同论敌的斗争，一心要把对手压倒，结果因此而丧失了真正的思想自由，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只讲极端的两面而不讲其中间的许多面，也是片面。同时阴阳严重对峙也不是阴阳关系的常态，而是这一关系的特殊状况，它不可能长时间地持续存在。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水载舟的水需要一定的量，还需要风平浪静。
但在一味反传统的岁月中，取而代之的是痛打落水狗，矫枉必须过正观念的流行，许多事情开始是好的，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不加节制，过度推行从而导致走向反面，如文艺过去只为帝王将相服务是有问题的，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没有错，但文艺只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为工农兵以外的人服务）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又如金克木，当木成熟后，用镰刀（金）收割庄稼（木）就是丰收景象。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统治者的开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及其体制构建才能彻底杜绝恶毒攻击罪，才能不断地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并及时地解决问题，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17] 我们的网络有时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已经是多元的、开放的、说理的、深入的，这有助于培养公民社会的理性思维，有助于实现法治社会的公民监督（虽然其中的语言暴力仍然太多，权力的管制也仍然太过）。
依笔者之见，宪制中蕴含着中庸之道，宪制文化与中庸之道是吻合的。阴阳和谐是阴阳关系中的最佳境界，即《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14]只讲一面而不讲另一面，是片面。这样看来，中庸的中其意义应大于庸，中是目标，庸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因此这两个字的份量是不同的，中庸之道的核心应该是中。
宪制反对弱权利、强权力的体制，也反对强权利、弱权力的格局，宪制追求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平衡。1、宪制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20] 有学者甚至认为，阴阳之变时条件是主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变不能转化。‘物极必反的教训使汉人认识到儒家‘中庸之为德也的伟大。抑的方式有克，如木克土，土克水。尤其是在社会矛盾较为激烈的时刻，总有一股力量不是着眼于化解矛盾，舒缓紧张空气，而是放任矛盾激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促使社会崩盘，认为长痛不如短痛。
关于表现阴阳关系的太极图，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其中以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最为流行，如图1。[30] 这种不好也是相对的。
[26]近现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是传承了这些思想的，但由此发展到人定胜天，就走向了极端。而乱世则多是政府滥用刑法、苛政暴虐，豪强四起，民不聊生。
又如水生木，适当的水生适当的木才能水木清华（平衡，中庸），如果水过多，水就不但不生木，反而会冲毁木（水大木漂）。但实际上那些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有多少确实属于冬至的严酷更替，有多少是人为加剧的惨烈？我们很多时候都将阴阳剧变的时刻夸张了，放大、延长了历史的瞬间，甚至将其常态化，热衷于剧变时魔幻般的血腥绚烂，而对平常平淡的社会变迁熟视无睹，这不仅仅是某些革命者的个人倾向，也是我们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一种思潮）对历史周期律的集体误读——不是客观冷静地细辩周期律中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产生条件，进而趋利避害，而是大肆渲染其中的极端状况——不仅渲染盛世的灿烂辉煌，而且夸大乱世的动荡性、必然性、不可逆转性。
其七，阴阳平衡有多种形式。五四之后西化论盛行，反传统成为时尚，知识精英们口诛笔伐，传统文化的负面意义被大肆渲染。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主要反对的是特权，同时也反对平均主义。吉田茂写《激荡的百年史》，写日本人民经历现代转型的煎熬，那种死而复生的经验，就是这样。
[9] 相形之下汉代的儒家摒弃了矫枉过正的变革手段，才有后来的盛世。[12]中国近百年来也是处于大变局、大动荡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始终尖锐对立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即使有势不两立的时刻，也不可能是常态。
或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马国川著：《我与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3页。
[31] 2、宪制构建的是多元化格局。‘度的存在经验告诉人们，任何停顿、静止就将均衡、和谐、稳定僵化而走向生存的破裂和消亡。
如图2（请将其想像成动态的）。彼此有矛盾，甚至有斗争，但不是你死我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白鱼的眼睛是黑的，黑鱼的眼睛是白的），彼此互相渗透。相形之下，胡适的实验主义（可以用‘一点一滴的观念来概括）[23]虽然见效缓慢，但其实较为切实可行，可惜胡适的温和主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和大众胃口，没有被权力体制所采纳，没有转化为政治纲领和国家政策，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已。
自由不是孙悟空的大闹天空，为所欲为，[33]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自由以不妨碍他人为前提。这种简单化与片面化的认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把世间错综复杂的五颜六色归结为黑白两色，把复杂的社会、多样化的人群划为敌我两个阵营，这种认识论上的简单化必然导致社会的悲剧。
只讲这两面的对立性而不讲其共生共存性，还是片面（至少不是全面）。薛晓源编：《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 杜维明、范增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11]可见中庸之道是和，不是同，一个阶级消灭敌对阶级、改造其他阶级，追求的是同，而不是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讲的历史周期率就是阴阳交替轮回、物极必反的现象，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没有永远的正确，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可能变成保皇派，曾经是历史的推动者，后来可能是社会发展的阻碍者，……任何人如果不能与时具进，难免会被大浪淘沙，即使历史伟人、社会精英、革命先锋也不例外。
